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莲宗巨匠在法雨寺

时间:2012-9-10 15:10:19  作者:法空法师  来源:网络  查看:424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  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——印光大师于1940年农历11月4日在苏州术渎灵岩寺圆寂,享年八十,僧腊六十。  印公之本迹,不可思议。圆寂前,预知时至;火化后,舍利证信。  印公初示微疾,精神尤健。农历11月3日始见萎顿象。晚间仍食粥少许,食毕,对真达和尚等讲:“净土法...

莲宗巨匠在法雨寺  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——印光大师于1940年农历11月4日在苏州术渎灵岩寺圆寂,享年八十,僧腊六十。

  印公之本迹,不可思议。圆寂前,预知时至;火化后,舍利证信。

  印公初示微疾,精神尤健。农历11月3日始见萎顿象。晚间仍食粥少许,食毕,对真达和尚等讲:“净土法门,别无奇特,但恳切至诚,无不蒙佛接引,带业往生。”

  午夜1时30分由床起坐,说:“念佛见佛,决定生西。”说后,即大声念佛。2时15分,索水洗手,起立说:“蒙阿弥陀佛接引,我要走了,大家要念佛,要发愿,要生西方。”说完之后,即坐在椅上,面西,端身正坐。3时,妙真和尚来了,印公以维持道场,弘场净土,勿学大派头为嘱。此后,即唇微动而念佛。至5时,乃于大众念佛声中,安详西逝。

  1941年农历2月15日,为印公生西百日,举行茶毗之期。火化后,检骨色白质坚,重如矿质,触之作金声。顶骨裂五瓣,如莲华。32齿全存。发现舍利无数,其形,有珠粒,有花瓣,有瑰式。其色,有红,有白,有碧,有五彩。观其无数五彩缤纷舍利,亦知印公净德难思,悲愿无尽焉!

  人们都知道近代高僧印公在灵岩寺,倡导念佛法门,立下规矩,寺中不做经忏佛事,僧人只静心念佛,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十方净土道场的大丛林。他是中华民族之灵魂,佛教之精英,莲宗巨匠。纵观中国近代佛教色彩斑斓,而他放射出的色彩多么光辉灿烂啊!

  然而,再追溯其印公生前,修持净土法门,两度闭关宏扬净土大业,在普陀法雨寺,则长达37年之久。如今,法雨寺内,还设有印公纪念堂。

  住锡法雨寺之因缘

  1893年(光绪十九年)普陀山法雨寺化闻方丈北上京城请《大藏经》。检阅料理经书缺人,经一位法师介绍,北京圆广寺印光法师道行深广,办事精慎,于是化闻方丈特请印光法师协助。

  印光法师法名圣量,别号常惭愧僧,陕西省合阳县(今合阳县)赵陈村人。俗姓赵,名绍伊,生于1861年(清咸丰十一年)古历12月12日。

  1881年(光绪七年)他从合阳家乡,毅然投入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,随道纯和尚出家,时年21岁。

  在寺内,事无钜细,任劳任怨,默默听从师父的指教,业余时间,还学习功课,特别是从读《怡山发原文》、《小净土文》中得到启示,知道净土工夫之难易,遂发心修持净土法门,深刻体会到“杨枝灯盏明千古,宝寿生姜辣万年”之奥义。

  剃度之后不久,胞兄便到莲花洞寻他。名义上,要他回家别母,其实际,找他回去,不让他出家。他明知其故,义不容辞,只好跟随胞兄一起回家。原来他跟胞兄读儒书,从幼年开始学儒,受韩愈、欧阳修等儒家辟佛思想的影响较深,曾一度反对佛教。15年来,身体一直不好,因病困几年,在静养中,感到佛的伟大,于是回心转意,醒悟过来,顿革前非,思想起了变化,由儒入释,转为信奉佛教,皈依佛门,削发为僧。

  在家里,受到训斥,逾门有禁,但是禁不住他坚定出家的心。终于他趁家兄外出,复又来到莲花洞寺。

  道纯师父担心胞兄再来找,便命他出外参学。

  次年,在陕西南部的兴安(今安康地区)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,受具足戒。法师善于书写,凡戒期中的所有缮写事宜,悉令代作。由于写字过多,眼睛发红,眼珠充满血丝,概不能视物。

  因为受戒前,他曾到与陕西界邻的湖北莲花寺当照客。在寺中一次晒经时,偶然间,读了残本《龙舒净土文》心有灵犀相通,被书里的念佛法门深深打动。由此在他心里,种下了栖宏一生净土的基因。从而彻悟:这次眼病,乃是自身苦本所致。于是更专心念佛号,夜里,待其他僧众睡后,他却复又坐起来念佛,就是写字时,亦心也不离佛,冥求加被。虽然全力书写,仍然能勉强支持,戒期圆满,戒品亦领到,所有材料也全部写完,而眼睛亦完全痊愈。

  从这事实证明:因目疾而念佛,由于至诚念佛,结果消除所患。说明“因真果正,损益在人”的因果关系。从此,他更深刻体会到: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。从那个时候开始,他发心以“净土为归”终其一生,专一修持净土法门,其缘肇造于此。

  具戒后,志切专修,仍然回归终南山莲花洞,潜居念佛,间研教典。

  1886年(光绪十二年)法师为了深究净土法门的秘学,离别了道纯师父,远赴北京怀柔县红螺山资福寺(乃是莲宗第十二代彻悟祖师净土道场)专修净土,入堂一心念佛,自号继庐行者。其意即继承庐山东林寺慧远祖师创导的净土遗风。除随众念佛之外,还历任云水堂香灯、寮元等职务。同时勤奋研读大乘经典,深入经藏,妙契佛心。

  再者,由于深刻领悟彻祖遗教,持诵彻祖语录,手不释卷,所得至深,达到径路修行,理事无碍的境界,而净业大进矣!就这样,在彻祖净土道场参学了4年之久,后移居于北京龙泉寺、圆广寺,披览佛经,继续净修。

  再说,印光法师为了帮助化闻方丈料理藏经,乐意接受他的邀请,欣然离开北京圆广寺,与他一起南下,来到普陀山法雨寺。

  化闻方丈见印光法师道行超卓,便安单于法雨寺之藏经楼。

  励志潜修,法雨启化

  印光法师在法雨寺藏经楼专心念佛、阅藏。

  寺内僧众见法师励志精修,大家都很钦佩。而他不但没有丝毫的自满自足的情绪,反而很谦虚,更加倍求精进,所以收益大,进步快。正因为法师在学习、修持、操行各个方面的表现,都比较突出,全体同参都异口同声,迫切要求他讲经。在不能推辞的情况下,法师于光绪二十三年夏,开始讲《阿弥陀经要解便蒙钞》一座。讲完之后,即于珠宝殿闭关(两期共6年)。通过这两期闭关,所做的苦行更深,其收获更大,从而达到学、行倍进的目的。出关后,由了余与真达和尚等,特创“莲篷“供养,与谛闲法师先后居之,但没住多久,仍然回归法雨寺。

  光绪三十年,因谛闲法师为温州头陀寺上北京请《大藏经》。特邀法师一起赴都协助。他办完“请藏”事宜之后,仍回法雨寺藏经楼。

  法师住在藏经楼里,默默无声,埋头阅读《大藏经》钻研佛教义理,造诣很深。但是他深居简出,韬光隐迹,终清之世,不喜欢与别人往来,亦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名字。只是昼夜专心念佛,以求早证念佛三昧。然而鼓在宫内,其声音闻于外面。德厚流光,终不可掩。

  1898年上海高鹤年居士到普陀法雨寺吊唁化闻方丈圆寂,与印公初次见面。印公开示净土宗修学方法,得到高老的称赞,于是引荐他著的文稿数篇,于1912年刊登在上海《佛学丛报》,署名常惭。虽然不知道常惭是谁,但文字般若,却引起广大读者的感叹。

  1917年又有天津刻经处徐蔚如居士出资,将法师信稿数篇编为《印光法师信稿》印行,深受欢迎。第二年春,徐居士又得法师文稿20余篇印于北京,题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,梁启超撰弁言。

  1920年徐居士又搜集法师文稿数十篇,合订两册,铅印于商务印书馆,木刻于扬州藏经院。

  1922年至1926年间,逐次增广。后来重新排印于中华书局,题曰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共四册。

  现在,全国各省以及海外各地,所流通的四册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都是按照那时中华书局出版的版本。

  四册文钞中所收集的文章,世间法、出世间法无不包罗。不独佛理精遂,即格致诚正,修齐治平,五伦八德等,儒家经世之道,不背于净业三福音,亦必发挥尽致,文义典雅。如《净土决疑论》、《宗教不宜混滥论》及《与体安和尚书》等文章皆言言见谛,字字归宗,上符佛旨,下契群机,发挥禅净奥义,决择其间难易,实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,深刻体现出他的净土思想。

  徐居士赞法师的文章:“盖无一语无来历,深入浅出,妙契时机,诚末法中,应病良药,可谓善识法要,竭忱倾仰矣!”

  梁启超在读到法师的文章后,还题词大加赞美:“古德弘法,皆觑破时节因缘,应机调伏众生,印光大师,文学三昧,真今日群旨之眼也。诵此后,更进以莲池、憨山、紫柏、藕益诸集,培足信根,蔗解行证得,有下手处。启超具缚凡夫,何足以测大师。述所益受,用策精进云尔。”

  当初,徐居士无限尊崇印光法师,认为他是一位正知正见,续佛慧命的圣者,因此奉母登山,求皈依于他,但是,印光法师很谦虚,没有接受,婉言推辞,却介绍徐居士母子前往宁波观宗寺皈依谛闲法师。

  1919年,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,再三恳求印光法师收为弟子。法师认为时机成熟,不再推辞,故各赐法名,给予皈依。从那时起,才开始接受在家皈依弟子。

  拓广净土法门,开导学者本诸经论,流自肺腑,不离因果,不涉虚文。不论达官贵人,富商,一般市民,农夫田妇,不拘贵贱贤愚,男女老幼,一种平怀,三根普利,一律平等对待。但念世风日下,非提倡因果报应,不足以挽颓风而正人心。为什么要提倡因果报应呢?因为因果论是佛教核心理论基础。“祸福无门,唯人自召,善恶之报,如影随形。”在明因识果的道德原则指导下,一一示其前因后果,明白了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”的真理。使人欲为恶而有所不敢,欲不为善而有所不能,从而注重因果,而达到净化自身的目的。

  人根陋劣,非实行信愿念佛,决不能了生死而出轮回。何谓信愿念佛?

  1、信释迦牟尼佛。

  2、信我世间是苦无乐。

  3、信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。

  4、信阿弥陀佛大誓愿力。

  5、信我是业障凡夫,不能自力断除烦恼,了脱生死,一定要靠佛力。

  6、愿生西方净土。

  7、愿离世间苦海,天堂,地狱,人间富贵我不去。

  以上七条是印公专为提倡信愿念佛而修订的。同时还强调念佛要与守戒相结合。戒是什么呢?戒就是道德的原则,道德的约束,或者说人类生活的共同准则,只有将念佛和守戒二者结合起来,念佛才不会背离其佛教道德的精神,所以称名念佛时,关键应当忏悔,持戒,诚恳发心。

  凡有请益印公,必以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因果报应,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,谆谆启迪。使其深生憬悟,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,进以真为生死,发菩提心,信愿念佛,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。教人切实遵行,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。他虽深通宗教,从不谈玄说妙,更不空谈。针对某些学佛者空谈理论,空想往生西方,在现实生活中,啥事都搁下不做,将念佛与生活相脱离的偏向,给予纠正。

  念佛,非徒修行之虚名而已,必须脚踏实地尽力做去。否则,便成妄语中的妄语。知之匪艰,行之维艰。世间多少聪明人,皆以唯说不行,了此一生。徒入宝山,空手而归。按现代语言之意,即注入积极,面对实际生活的精神,即将净土法门理论与现实社会实际相结合,关键是把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教精神,当成改造现实的动力,鼓舞学佛者去实现人间净土,为往生净土准备资量。从而悲心更重,难行能行,言行合一,且以法为重,以道为尊,名闻利养,不介于怀,成为真修实践之士,更好地荷担如来家业的角色。这样因机施教,唯理是依,更能适合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修持,使人人皆知而能行,闻者当下受益。

  由于读了印公文章之缘起,而羡慕印公之道德,渴望拜访之善男信女,日益增多,或航海梯山请求皈依,或书来信往,乞赐法名,虽然形式不同,从此皈依印公坐下的人,实在很多。接受印公依教奉行,持斋,念佛,精修净业,而往生西方净土之士,亦难以枚举。总之印公以弘扬净土的文章,随着佛教刊物,《文钞》的传播,流通全国各地,乃至于海外,以文字摄化众生,利益世间的功德,是不可思议的。

  例如,福建省福鼎县桐山街高邵麟,是一位有钱有文化的商者,因为无子专程赴普陀山,向印公请教求嗣之事(印公在复信中,也作了答复)。就因为此事亲近了他,从而得到了教化,信奉了佛教,深刻认识了自己:年临知命,来日无多,又无知识益友之可亲近,为何不专修净土,一心念佛呢?

  正因为这一原故,高邵麟更迫切向印公求教学佛,并多次要求皈依座下。首先没有答应,后经多方观察了解,证实高邵麟学佛,修持心切,肯下苦功夫,终于接收高为皈依弟子。告诫他:“要在心地上用功夫,不要像学者之流,专说假话,不修实行,沽名钓誉,以求体面。”并指出:汝日暮途远,宜从径直之法,且专门读诵净土三经,及普贤行愿品,研究诸经注疏。

  除了面授之外,还给高写了许多信,光选编在《文钞》中,就有四封长书。特别对于“了生死”之问题,在复信中,阐述得更详尽:“况求生西方者,不可怕死。若今日即死,今日即生西方。所谓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岂可要死,且不愿死。既贪恋尘境,不能放下。便因贪成障,净土之境不现,而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之境便现。境现,则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矣。往生西方,便成画饼。故修西方人,今日死也好,再活一百二十岁死也好。一切任彼前业,不去妄生计较。倘信愿真切,报终命尽,便即神超净域,业谢尘劳。莲开九品之花,佛授一生之记矣。”他又写了一个“生”字的法语:

  生 若生西方庶可与佛光寿同一无量无边矣 智生鉴

  佛说一切大小权实法门,皆须仗己功力,断惑证真,方出生死。若惑业有一丝毫,生死决定难出。佛愍众生无力断惑,难了生死,故特开一仗佛慈力,带业往生之横超法门。无论断惑与否,若具真信切愿,持佛名号,及修行众善,回向往生,无一不得生者。即五逆十恶之人,临终地狱相现,若心识不迷,闻善知识教以念佛求生西方。若念十声,或只一声,当下命终亦得往生。

  印公对于了生死之“死”字的分析最精辟,最透彻,真正看得破放得下。在他寮房内的墙壁上,贴满了有关“死”字的法语条幅,其中有一条幅是:

  死 学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 则道业成

  在高邵麟的影响之下,福鼎县城内王厝晚清秀才王翼谋,白琳镇翁江村柳碧江等,先后赴普陀山求法,皈依印公座下。王翼谋皈依后,便到山门里净莲阁专修净土法门。

  还有一位屠宰店的张老板,因看了《憨山大师放生偈》思想有感触:“放生与杀生,果报明知镜。”认识了自己专搞杀生行业,杀了无数畜牲的生命赚钱,是有罪的,故而也想学佛,求忏悔。于是自己一人悄悄地来到普陀山,找到了印公,将自己带来的500银元,作为缘金,供奉给他。

  想不到,第二天印公却将那银元原封不动,全部退还给张老板。为什么呢?他仔细端祥观察,发现这银元中,有的银面上染有血丝的痕迹,疑为来历不明,故而全部退还。

  张老板二话没有,以为印公已经开悟,有先知先觉:知道这是杀生害命钱,所以才不要,心里极为难受,回到家里,将那500银元布施给城外的一所寺院。从此之后,他真的放下屠刀,不再经营屠宰店,开始信奉佛教,皈依佛门了。

  即使是监狱内的罪犯,印公也以无缘之慈悲,化及囹圄。1923年,浙江定海县陶在东县长延请印公于监狱弘宣佛法。他令智德法师任其事,在监狱宣讲安士全书,关于因果报应,净土法门各要旨,狱囚亦多受感化。及上海王一亭等居士发起江苏监狱感化会,聘请印公为名誉会长,请师邓朴君等居士,皆是印公的皈依弟子,由师示以心佛众生,三无差别,及注重因果,提倡净土,为讲演之要目。而狱官监犯,因之改过迁善,归心大法,吃素念佛者,亦大有其人。

  印公俭以自奉,厚以待人。食唯充饥,不求适口,衣取御寒,厌弃美丽,有供养美珍衣食,非却不受,即转锡他人,若普通物品,令持交库房,决不自用。

  凡来山善男信女香敬、供养之费,悉皆代人广种福田,用以流通经籍,救济饥贫。但权衡轻重,先其所急,而为措施。

  如1926年捐稿费3000元赈甘肃水灾。1936年为了救济缓远难胞,应聘至上海圆觉寺,开讲“济灾法会”皈依者数千,将供养2900余元和印书款1000元,全数用于济灾。

  印光法师不仅生活俭朴,又宿誓不作寺庙主,客居法雨寺,晦迹精修,绝少他往,不讲名,不讲利,不喜欢眷属,不收出家徒弟。

  1922年定海县陶在东县长汇师道行呈请大总统徐世昌题赐“悟彻圆明”匾额一方,斋送普陀,香花供养,极盛一时,而印公则认为是空中楼阁,自无实德,惭愧不已。

  再者,马契西欲为印公立传,他则去函严肃指责:“汝为什么为我作传,胆敢以去圣时遥,真修日鲜等四句下……汝意谓说得好听,便为荣幸乎,不知以凡滥圣。”(据《文钞》中《与马契西书》)

  同年陶在东县长,请印公修《普陀志》。印公允其请,并聘请王亨彦、许止净编纂《普陀洛迦新志》。后来又修订五台、峨眉 、九华等三山志。

  关于四大山志的重修,印公指出:“四山旧志,皆属不通佛学之儒士所修,故买椟还珠。山志志山而不志佛,颠倒行事,虽有其志,不能令见闻者增善根,种菩提因。”

  通过修辑四山志,流通全国各地及海外,由信向而改恶迁善,返妄归真,实为挽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务。

  继之,又重刊《十要》,增编《五经》(《十要》即藕益大师以正法眼,于阐扬净土诸书中,选其契理契机,至极无加者,辑为《十要》;《五经》即《阿弥陀经》、《观无量寿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势至念佛章》、《普贤行愿品》)。

  《文钞》四册 ,其中为普陀山各寺庙所作记、序、疏等,就有30多篇。

  1918年,印公由高鹤年居士陪同与狄楚青、程雪楼、王一亭等居士会晤,泛论净土法门,这是他在上海弘扬净土的开始,从此莲风重振,持名念佛风摩一时。

  次年,印公与高老为印经再次一起来到上海,并为南洋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玉阶兄弟和其他居士讲说净土法门。听讲后,简氏兄弟资助1000多元,作为印经费用。后来他俩还发心舍宅,创办上海净业社(今常德路佛教居士林觉园)。

  1922年,印公又因印经事宜到上海,真达和尚请他住在太平寺。上海施省之、王一亭、黄涵之、冯梦华,南京魏梅荪,西安王幼农,淮阳王慧常,江西许止净,嘉兴范古农等诸居士,或因私人问道,或因社会慈善,或有所咨询,亦时莅太平寺向印公请益。至于各方投函者,更仆难胜数。

  其后,太平寺就成为印公弘法利生之净土道场。他多次来到上海,广印经书,泛结佛缘,皈依他栖心净土的在家弟子越来越多,由此声名大振。其间,上海佛教居土林还按照他的旨意,组织莲社,提倡念佛法门。上海佛教净业社则请他讲演净土法要。当时,世界佛教居士林创办《世界佛教居士林月刊》,都曾刊有他弘敷净土的文章。随着刊物的传播,印公的大名,又以上海流向全国,及至于海外。

  与此同时,在魏梅荪的合作下,还在南京创立放生念佛道场,开办佛教慈幼院。总之,印公这段时间,因为印经,流通佛书,与各地居士会见,经常从普陀往来于上海,都是暂住在太平寺。

  报国闭关,创建灵岩山净土道场

  因为上海太平寺交通太方便,信札太多,人事日繁,印公急欲觅地归隐。真达和尚乃与关絅之、沈惺叔、赵云韶等诸居士商议,遂将苏州报国寺,举以供养。终以法缘所在,印公遂于1930年2月正式迁锡报国寺,一心闭关,撰写宏法文章。将上海印经之事,纸版数百种,及印而未经流通之书数万册,付诸明道法师主持,并在王一亭、黄涵之等居士的协助下,在上海觉圆寺创立弘化社,以印行流通佛教经籍为宗旨,弘扬净业。同时将木渎灵岩寺立为专修净业道场,制定一切规约章程。1935年,明道法师入寂,弘化社搬进苏州,印公以75岁的高龄,重又挑起弘化社的繁重工作。

  1936年“九•一八”事变后,东三省沦陷。当时圆瑛法师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,在爱国心驱使下,圆瑛会长联合上海佛教界,在沪启建护国息灾法会,恭请大师出关说法。印公钦然允诺,以76岁的高龄,每天在沪开示两个小时,护国利生,不遗余力。

  1937年冬,苏州沦陷,这时印公应灵岩山妙真和尚的邀请,离开报国寺,避居山上。在山期间,他做了两件大事:

  1. 继续将灵岩山改建为专修净土的大道场。

  2. 继续举办弘化社,流通佛经,饶益群生。

  印公移锡木渎灵岩寺,安居刚满三载,孰料智积菩萨显圣之刹,竟为他示寂归真之地耶。由于他对我国近代净土宗的振起贡献巨大,所以被后人尊为我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。

  弘一大师称扬印公

  弘一大师对印公倾倒备至。还在1924年时,大师在答复王心湛居士的信里,就曾剖自心迹说:“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,最服膺者,唯光(印光)法师。前年曾致书陈情,愿厢弟子之列,法师未许。去岁阿弥陀佛诞,于佛前燃臂香,乞三宝悲力加被,复上陈情,师又逊谢。逮及晚岁,乃再竭哀恳,方承悲摄受,欢喜庆幸,得未曾有矣。法师之本,吾人宁可测度,且约迹论?永嘉周孟由云:法雨老人,禀善道专修之旨,阐永明料简之微,中正似莲池,善巧如云谷,章灵峰(藕益),步武资福(彻悟)弘扬净土,密护诸宗,明昌佛法,挽世风,折摄皆具慈悲,语默无非教化。三百年来,一人而已。诚不刊之定论也。”

  同年5月,弘一大师自温州庆福寺出发,前往普陀山参拜印光大师,在法雨寺谒见印公,举行简单的拜师仪式,并随侍共居7日,用心观察印公的嘉言懿行。发现印公注重惜福,衣食粗劣,修道不懈,深受教诲。1941年弘一大师在泉州檀林福林寺念佛法会开示,题为《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》,他称扬印公的四大盛德:

  1、习劳:印公一生,最喜自作劳动之事。余于民十三年(1924年)曾到普陀山,其时公年64岁,余见其一人独居,事事躬自操作,别无侍者等为之帮助。直至去年,公年80岁,每日仍自己扫地、拭桌、擦油灯、洗衣服。公既如此习劳,为常人作模范,故见懒惰懈怠者,多诫劝之。

  2、惜福:印公一生,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。衣食住等,皆很简单粗劣,力斥精美。民十三年,余至普陀山,居7日,每日自晨至夕,皆在公房内观察公的一切行为。公每日晨仅粥一大碗,无菜。公自云:“初至普陀山,晨食有咸菜,因北方人吃不惯,故改为仅食白粥,已三十余年矣。”食毕,以舌舔碗,至极净为止,复以开水注入碗中,涤荡其余汁,即以之漱口,旋即咽下,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。至午食时,饭一大碗,大众菜一碗。师食之,饭菜皆尽,先以舌舔碗,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,与晨食无异。公自行如是,而劝人亦极严厉。见有客人食后,碗内剩饭粒者,必大呵曰:“汝有多大的福气,竟如此糟蹋?”此事常常有,余屡闻友人言之。又有客人以冷菜泼弃痰桶中者,公亦呵诫之,以上举饮食而言,其他惜福之事,亦均类此也。

  3、注重因果:印公一生最注重因果,常语人云:“因果之法,为救国救民之急务,必令人皆知,现有如此因,将来即有如此果,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欲挽救世道人心,必须于此入手。”公无论见何等人,皆于此理痛切言之。

  4、专心念佛:印公虽精通种种佛法,而自行劝人,则专依念佛法门。公之在家弟子,多有受高等教育及留学欧美者,而公决不与彼等高谈佛法之哲理,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,彼弟子辈闻师言者,亦皆一一信受奉行,决不敢轻视念佛法门而妄生疑议。此盖印公盛德感化有以致之也。(据《晚清老人讲演录》)

  弘一大师在普陀山法雨寺随侍印公虽只七日,却对他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。从此他操行至苦,持戒至严,治学至慎,皆以印公为楷模,严以律己,一丝不苟。1924年秋,他应邀至上虞白马湖会见好友夏丐尊,夏老以香菇等供斋,但他不就,改用豆腐也不受,最后只得按照他本人的要求,白水煮青菜,用盐不用油,弘一大师才欢喜用餐。

载于《香港佛教》1996年6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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